西部——想要投资不容易

系列评论

自“西部大开发”的国策实施以来，大陆西部地区拥有的经济资源优势和人力资源优势以及各级政府一浪接一浪的招商攻势，的确吸引了不少海外及沿海地区投资者跃跃欲试，蜂涌而来。然而根据笔者的亲身体验和真实见闻，投资者在西进投资之前，务必认认真真对当地投资环境、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作系统考量，不要被动人的招商承诺所迷倒，不要满足于协议的签定和政府一时倾力支持。根据政策“能量守恒”的定理，在西部投资一开始就要按市场法则和法律角度去审视自己将所享受的“优惠”，“天上是永远不会掉下馅饼的”。招商政策优惠所予的，一定等于或小于将来付出的代价。在投资运作中，要小心翼翼地筑起自我保护之墙；逐步地熟悉、解构和运用当地经营网络及游戏规则，方能艺高人胆大，“利从险中求”，有力地保障自己的投资权益和回报。

一、  招商篇：“开门招商，关门打狗”

自“西部大开发”的国策提出以来，西部各地区、各级政府的招商引资活动热火朝天，各种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百花齐放纷纷出台。要特别一提的是，原四川省委托书记周永康对扭转四川以往的招商工作的被动局面，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他痛斥了以往对外来投资实行的“开门招商，关门打狗”的做法，强调了招商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是一个过程中的两个关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达了四川省的招商形势，使四川成为西部招商力度和成效的佼佼者。

但是，“开门招商、关门打狗”是一种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是社会文化、心理、经济机理、商业运作和人际关系中价值理念的积淀物，不是一时半会能杜绝的。其实“开门和关门”、“招商与打狗”仍然驾驭着许多地方行政官员的招商运作。而且这些技巧和案例也往往成为他们内部交流的重要经验。当地的百姓则把从“开门”到“关门”概括为“勾、框、锯”招商引资三步曲。

“勾”是设法把投资者引来并使其对投资产生强烈冲动或兴趣。勾主要靠的是资源和政策，此时双方进入“恋爱期”；“框”是想尽千方百计使投资者尽快进行实际投资，包括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主要是通过文件签订、承诺，尽快落实注资、履办立项和注册等手续，使大额投资资金尽快陆续到位，此时双方进入“蜜月期”；“锯”开始利用各种工商、行政和司法等手段，要投资者挤奶、出血、割肉，被“锯”得遍体鳞伤。此时政府会利用各种借口或理由，弱化甚至否定原先的承诺或政策。外来投资者就像林妹妹进了大观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麻烦和压力，天天不开心。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些企业只有壮士断臂，杀羽而退，但已投入的固定资产是搬不走的只有放弃。此时双方就到了“婚变期”。某一港商受优惠政策吸引和招商鼓动，在西部某一大城市用1.8亿元征地发展房地产，结果地价款支付后该地块却又被政府征用。国土部门打报告说最多赔偿其9000万。市长干脆说赔可以赔，但市里一分钱没有。结果另划了块地补偿，但地价中有2000万不翼而飞，项目现已陷入难产。

记住 “勾、框、锯”三步曲，无论是投资前还是投资后头脑都会清醒一点。笔者对“政策优惠”有三点认知：一是对那些出奇优惠、有极强吸引力，但优惠过了头实际上难以兑现的招商引资政策宁弃勿信；二是优惠政策必须条条均有法律支持至少并行不悖。这些政策应与国家政策、法规配套、相容，能透明操作方可认受。千万不能是“擦法律边”的。否则现行的优惠政策最终亦为无效，最终成为自己的陷井；三是优惠政策是否政府领导个人或集体临时承诺。如非地方法规而仅为行政许可，其时效就极短，出台快变得也快。往往换届或新任领导上台后会不认帐，实际上是在“开门招商”与“关门打狗”之间，通过权位变更打了个时间差。

有位深圳房地产大享的心得体会是，所有项目发展用地尽可能以公开投标方式取得，政府今天政策能给你的东西，明天他用政策也能要回去。自己却落个赔钱兼吆喝，何苦？

二、  诚信篇：从“少不入川”到“商业诚信”

中国自古有句俗话“少不入川”。大体上有两层意思，一是西部山青、水秀、人靓，由于水土和气候的原因，女孩子生性热情、皮肤白皙，样貌姣好，入川做生意的客商、马帮都常常乐不思乡；二是“穷山恶水出刁民”，这些地方战争连年，匪盗兵患横生、社会充满相互不信任和戾气，进川做生意极难，不是老江湖别去四川。

建国后，西部盗匪之害是少多了。尤其是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中国一直以西部地区为三线建设基地，不仅投入了大量的资金、物力，而且抽调了一批又一批高素质人才到西部地区发展，对西部的人口素质提升起了关键作用。但若将今天开发中的西部与东部沿海地区比较，笔者认为硬件差距在其次，社会软件尤其是社会商业诚信的差距更为明显。

常言道，西部人豪爽、讲义气。但这是一种江湖诚信。其实这种诚信，在文革那种依附领袖的文化解体后也消退和失灭了。新的建立在商品经济机体上的商业诚信，却因大陆不同区域市场经济发展和成熟水平不同而处于不同的发育阶段。在与许多在东部和西部均有投资或业务的老板聊天中，你不难感到他们几乎都一边倒地认为西部最令人困惑、心淡的就是社会缺乏商业诚信，缺乏对商业游戏规则的基本尊重和遵守。在西部什么生意、什么问题都好谈，什么分歧都可以变通摆平；但一旦运作起来就十分困难，毫无保障。相反，在东部谈合同时大家常常会斤斤计较，但执行起来是各司其责，按部就班到位，所有风险和收益基本尽在掌握之中。

商业诚信是商业社会、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诚信的市场不是市场而是公开的抢夺。在计划经济时代，商品流通和交换靠指令不需要诚信；在计划经济解体商业经济尚未建立起来阶段，由于社会缺乏法律和道德对诚信实施保护和支撑的体系，人容易把欺诈当作成功、有能耐，艳羡的生财捷径而不受惩罚。而在一个说假话可不受惩罚的社会里，投资者对合同、协议等法律保障的理解和执行都变得漫无边际。

有趣的是对诚信的忽略和无视的同时，往往又向外来者表演对诚信的利用和玩弄。某企业在四川某市有一建设项目。工程招标时，某被誉为信守合同企业的大型国企建筑单位信誓旦旦，称自己是国有企业不仅素质有保障而且还格守诚信。结果业主上当将工程交给这一国有企业做。协议规定必须用自己的队伍不得转包。结果该企业派了四个人组织个草台班子，租赁当地的机械、设备、雇当地人员、民工来施工。一个55天的工程做了一年半，在质、量和工期上都无法按时完成面临被追究违约责任时，这国有企业却滥用诉权先发制人，封业主帐号挑起诉讼，倒因为果，捏造了许多拖延工期的理由或借口，无中生有地捏造停工、窝工损失，大言不惭地向投资者索赔。一个约220万元的工程，开出480万的工程索赔款。一审法院看到这些假话、伪证实在目不忍睹，从法理和事实上推翻了其诉求，却囿于某种特殊关系仍做出有利其的判决。七拖八拖这个项目就被这个自称有“信誉“的国营企业拖垮了。

在西部地区不仅企业不重信誉和诚信，政府也往往容易因一时之功利驱动而不讲信誉和诚信。一外来投资企业曾与四川某市政府签订了旅游资源整体开发的备忘录，规定当地区内旅游资源统一由该企业与当地合资兴办的旅游开发集团来统一规划和开发。该外来企业为了抢时间让项目上马，承诺市政府在备忘录签订后立即投入三百多万元，用三个月时间组织了三次全国专家到该地区作旅游资源调查和考察，做出了旅游开发总规和详规。但新的市委书记上任后，思路改变了要搞山寨式景点开发，把资源分给其指定的各个开发商。市政府在备忘录中所做的全部承诺都不再履行。而这一切变化连个交待和道个歉都没有。此事就无疾而终，企业投入的资金，人力、物力和时间就打水漂了。

三、  法律篇：“勾兑万能”和“权比法大”

企业和政府不守诚信，难道就没有法可以管他们了吗？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实在不那么简单。一个外来投资者来到异乡建厂办企业，最基本的依靠是什么？文革中标准的回答，是办事要靠“路线”。其实路线就是跟人要跟得对；八十年代后中国人会异口同声地说靠“关系”，以至于你当时要到外地去办个厂建个企业，常常会有人自荐要以“关系”作股本入股你的企业！中国加入WTO后，沿海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投资经商，尤其是到外地投资经商应靠诚信和法制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这才是公平和恒久的保障。但是如果你带着这个念头去西部投资就过于超前和单薄了。

四川是个酒乡，酿酒的过程中有一道工序是“勾兑”。不管基酒再好，如酒厂勾兑师如勾兑水平不行，出品的酒就肯定不行。在西部你企业再大，项目再重要，如果人际关系过不得硬，你立马就得启动“勾兑”程序。办事不送礼送钱，请吃请喝，请玩请打麻将，将来难免事事碰壁。某投资项目是省一级重点工程；当地标志工程，享受督办待遇，办事一路绿灯。当时业主自以为不必“勾兑”。结果办手续上级部门批准很快，下面承办部门就是拖着，不死不活地冷处理，一会这不行，一会那不行，改来改去过不了关。幸得后来高人指路派人公关请吃饭，打了两次工作“麻将”，“输”了点钱。第二天手续就过了关。有一保险公司2002年打了十二场官司，自以为案子全都是有理有据必赢不可。结果让律师办案打下来输了十一单。2003年上半年又有四单官司，这次老板决定不靠律师另派自己的公关队伍，结果大告成功四单官司全赢了。

合同、协议遇到纠纷、协调和调解无效，通常只有通过仲裁或民事诉讼解决。在商业社会，打官司或请求仲裁是正常的事。大多数人会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希望纠纷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但在西部投资，你得有更多的思想准备。首先是执法行政部门知法犯法的情况常有发生。深圳某资商选中了一个高科技项目，准备与技术持有人合作。但突然间冒出两个公司都声称自己是真正的专利持有人，结果上演了一场真假猴王。从专利纠纷打到了注册纠纷，发现了其中一家有虚假出资、伪造股东文件等问题而要求工商局撤销其注册，并追究其刑事责任。但工商局很快查明其注册是有背景人士代理的。工商部门最后裁定罚款10000元，补办手续了事。结果仍然真假难辩，项目唯有搁置。

其次，“官司专业户”和滥用诉讼权常扰人心烦。在西部投资你还会遇到一些怪事。比如一个外地企业还未接到法院递送的原告起诉书和传票，就已经有律师提前打电话给你，称你将会有官司麻烦，自荐本律师能通天地，熟络法院和承办法官，能影响甚至左右案件审理周期和结果。更有一些当地企业专门网罗和豢养一批讼棍，凭借这些讼棍与司法界熟悉的人际关系，把企业发展和收益建立在诉讼赔付上。有些建筑企业在招标时，有意降低投标造价，但在合同执行时却制造各种事端和借口有意破坏合同执行，停工、停建来制造事端和施加压力；再进一步则自恃有人暗中护航利用相熟的法律网络，恶人先告状拖着对方进行诉讼，以期索取巨额停工、窝工赔付。如果法院最终判决各打五十大板，他们也已获利甚丰好过做工程，远远超出其执行合同或协议的回报。诉讼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而受袭企业无端被卷入官司，不得不费九牛二虎之力去应对诉讼，最终被弄得元气大伤，投资周期已被拖误；市场或机遇已消失；以致整个项目投资前功尽弃。笔者曾经在法庭上亲眼观看过这种种“官司专业户”的庭上表演。作为律师既不讲事实，也不讲司法逻辑，信口开河，捏造事实。但在内地庭审时，法官对案情的了解及辩论的控制是不经意的。这使人易受蒙蔽而获得取信。

中国司法体制是重实体而轻程序；对恶意滥用法律诉讼牟取不当利益者缺乏应有的惩戒。加上司法实践中人为因素对司法仲裁结果的影响还相当大，尤其是司法服从权力指挥的现象更为普遍。这对外来投资企业真如一把高悬头顶的“达摩克利司剑”。

一家外来企业投资建厂，当地县政府承诺无偿赠送300亩有合法使用权的项目用地。在企业经过一年多的筹建准备工作后，企业被告知无偿赠送土地将以“行政划拨”方式操作。并以协议方式保证企业土地取得方式绝对合法。县国土局发予了其土地使用权证。二年后企业与县政府发生诉讼纠纷。企业不得已咨询国家和省国土局管理部门。才知道“行政划拨”方式取得的土地不得用于企业项目用地。“行政划拨”违法，所签协议无效。但企业直接投资和间接投入已不可收回。而审理此案的当地中级法院被该县上一级市委、市政府告知，官司虽标的超过其管辖权，但一定要想尽千方百计把案件辖权留在当地，而且一定要保证县政府赢，不给任何补偿让企业走人。承办法院深感案件棘手。一边是国家法律；一边是决定自己乌纱帽的顶头上司，唯有在责任认定中“加大力度”，即认理一回事，判决结果另一回事，既说明自己事理上不糊涂，领导意志不违背。但按法律，谁造成协议无效就应裁定由谁承担责任和赔偿。由于这种权力结构，说白了外地企业在内地招商诉讼中，面对的诉讼对象常常具有既是对手又是裁判的双重身份，企业的境遇实在令人担忧。

因此，对赴西部投资者应注意：1、任何项目投资一定要由当地律师与自己带来的律师共同组成项目法律环境评估小组，充分界定和评估当地投资的法制环境、司法运作及项目建设的法律环境，了解合作对象有无诉讼专业户特长及其记录；2、一次性贸易或合作，最好将诉讼或仲裁地点明确指定在司法较规范和公平的沿海地区。因不动产在西部，司法辖权不能定在其他地区，也要把诉讼或仲裁程序规定好；3、利用传媒做好企业当地形象宣传，促使媒体对项目作关注和跟踪，利用舆论监督保护自己的权益；4、加强外来企业间的沟通和维权联合，共同组织与当地政府对话的平台，如四川的温州商会就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维权力度。

四、  成本篇：“形象工程”与“企业效益”

从理论上来讲，作为一个认真的投资者除了要分析和考察投资的软硬环境外，最重要是要分析和认定投资风险和效益回报，以便在实际操作中控制投资成本，规避风险和干扰，确保投资回收和赢取利润。在西部的投资实践中，常常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风险难以把握，回报无法确定。

    许多外来投资者进入西部地区，都是各地各种招商活动的积极成果。真正原先在西部有根基，有业务渊源的人较少。他们往往在参加招商会中相中由当地政府推荐的项目，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环境、政策不错，项目投资规模适当，回报吸引而拍板确定的。但是，这一类的分析和考察，通常很容易停留在表面或口头、文字上，一旦项目真正进入实际操作，许多不确定因素就涌出来了。例如在西部许多地区对工商业的用水、用电、用气实行高价政策；有些地方的水价、电价、气价比深圳市还高。这些收费有明的标准，还有另外以附加方式暗加的部份，在项目考察时往往容易忽略。

    再如西部人力资源丰富，工资标准理论上或公布的指数较低。其实有时反而还要高。因为传统上“支援三线的人才”工薪标准就是偏高的。在人才流动已成大势之时，你要留住一个高级人才在西部和留住一个高级人才在沿海地区，两者相比实际前者花费更高。对于劳动力密集型行业来说，一般人认为西部普通工人工资标准应较低。笔者曾经作过调查，相同行业四川与深圳龙岗、横岗和东莞等地的工人工资相差并不大。但东莞、深圳的熟练工人的补充来源充足，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更长，劳动生产效率更高。内地工人的工作压力和强度要小得多。特别是要求熟练工人的行业，往往会因为缺乏熟练工人不得不提高工人待遇和降低工作压力，从而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

    再如企业一旦进入西部经营和运作，常常会碰到许多莫明其妙的税、费困扰。特别是从当地政府到厂区所在地的各地辖权部门、组织，都会横生各种收费要求。这种收费有些也不会高到哪儿去，但各种收费门类多、周期密；更要命的是还伴随各种各样对企业的抽检、稽核。企业不断得派人穷于应付，令人不胜其烦。 

    另如西部在大开发过程中，各种各样原材料价格攀升，生活指数和物价不断上涨，引起投资成本的隐性上升，渐渐丧失了不少对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在西部地区，轻工产品和家电、服装等日用品的正常商场售价，要明显高于东部沿海地区。高级消费场所及酒店业收费也不逊东部沿海地区。主要原因是商业、服务业发展不充分，物流及商品流通环节不畅通；开发城镇、工业区规划不配套，生活供应基地建设脱节。这种现象在当年沿海、特区的早期开发中也出现过。

    上述例子仅仅说明投资者在考量西部资源优势时，不要停留于表面、显性因素分析，应当尽可能结合现实情况作深入分析。更值得强调的是，你所投入的项目性质，会不会影响你对项目投入的成本和效益控制。这个问题也许问得有些怪。在沿海地区，一般政府不会太多干预或过问企业投资的具体运作，企业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运筹来经营，决定资金、人力、技术的投入，确保项目投入的效益。但是在西部区域，往往由于政府给予你政策上的“优惠”，政府自然就具有了过问、干预和操控你项目投入和建设进度的权力。在西部招商的项目推介活动中，你常常会遇到冠以 “形象工程”、“标志工程”、“献礼工程”和“主题工程”的项目。招商官员一方面不遗余力地介绍项目在当地的地位显赫和意义宏大；另一方面也承诺会作出所谓项目“个案性优惠”。这是最容易令投资者心动的。当你为获得这类项目而欢欣时，一定要警惕自己今后会否因此丧失对投资的操控权。因为这几类工程一方面享受了特别优惠，政府认为自己理所当然有权过问；另一方面这几类项目往往都属于当地党政一把手的“政绩工程”，这些领导今后的仕途官运，要靠这些项目业绩来支撑。因此，从投入开始你就得天天要受“项目形象进度”的质询和督控。投资商建药厂碰上了国家药品生产管理体制变动调整，手续都还没有办下来，当地政府就已经下达必须何时完成土建施工；何时完成安装施工；何时进行试车，何时投入批量生产的指令函。否则就要追讨损失和赔偿！投资商解释说，企业虽然要照顾当地政府的政绩需求和顾及形象，但施工进度必须符合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确保对风险和成本控制，最终以效益为依归。但这就引发了双方一场纠纷。

    以效益为依归来操控管理项目投资，其核心理念就是“经营”。但这“形象”性极强的工程，在投资管理中常遇到的是背离经营的干扰。这类项目由于在当地地位显赫，影响重大，常常是上级领导视察或现场会议参观的重点。这可以给企业带来荣誉和鼓励，也会给带来许多额外的压力和麻烦。特别是有些地方会要求企业届时大造声势，大张旗鼓。实际上就是要求企业作无效的人力、机械、车辆投入演一场“现场秀”。这又往往被界定为一项“严肃和重要的政治任务”！

    总起来看，西进投资者在作项目评估和投资运作时，既要分析那些显现因素，也要善于发现和解构那些隐性因素，尽可能把商业计划书做好做深入。一定要坚持把效益原则变成双方的共识，排除各种干扰，真正把投资当做一种经营活动来进行。

五、  廉政篇：“政绩冲动”和“项目发财”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已经渐渐地改变了政府官员施政的价值意识；也改变着领导评核、提拔下级干部的标准。以前干部提拔首先是要“跟人站线”，下级只对上级负责，至于政绩如何很少也无需过问，所以往往是忠心的庸人“得道”。而今天干部仅仅是“跟人站线”对了还行不行，必须还有“可见的政绩”。所以平庸之辈慢慢吃不开了，一批有魄力，有冲动，愿干事也能干事的干部涌现出来，这毕竟是一种历史进步。

    时势造英雄，西部大开发的国策为当地的党政官员建造了一个时代大舞台。许多有抱负，愿作为的中青后生挑起了父母官的重担，带领一方父老乡亲实行跨越式发展，直奔小康社会。同时也孽生出一种狂热的“政绩冲动”。政绩成了干部升迁的敲门砖，因此要上项目可以不择手段和方式，可以不问代价；还可以不问实际需要和效益；只要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象政绩”。这样一来，西部大开发是否陷入了一种怪圈：在资金匮缺和经济实力落后的西部开发中，资金和人力、物力又被大量地浪费。这是一种西部特有的“贫困的富有”。

在西部你经常可以看到国内一流的高速公路上，形影落单地跑着一两部车；建好的大型电厂几台发电机组轮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满负荷地运行发电，但厂房旁边又在成倍地增容扩建新的发电机组；在偏僻的小山城里建起了华丽堂皇的市民广场，水幕喷泉、五星级酒店；还有一年一换地砖的林荫大道，那七彩炫目的光彩夜景工程。这些都是从东部、沿海富裕地区跨越式学回来的“鲜活”，常常也是在位权贵炫耀的“政绩”。

    在强烈的“政绩冲动”下，作为一个外来投资企业的自身运作，就不是个简单经营机制的问题。其取向首先得满足和应付这些父母官的政绩需求。市场、成本、资金和效益等因素往往被淡化或弱化，企业运行的缓冲弹性空间大大被减少。某市长一天站在一条大桥上视察滨江路建筑时大发感叹：如果再扩宽40米该多有气势啊。于是立即下令沿路企业再后退40米；且每单位须出资33万元，以承担所沾光得益之代价。这可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国家为了扶持西部地区发展，提供了种种的政策支持，向西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数以万计的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市政建设项目得以启动。这些项目的建成，有许多的确改变了西部落后的投资环境；为西部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但有些也是脱离了西部经济发展现状；脱离了当地发展的实际需要；脱离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盲目跨越造成了巨大的资金和资源浪费。

    其实那种脱离经济发展需要，缺乏经营机制支撑的“政绩项目”和“政绩工程”，是典型的为私利而祸国殃民项目。首先，为政绩冲动而盲目投入的项目，从根本上背离“三个代表”的理念。政绩工程的缔造者往往喜欢在项目贴上“三个代表”的标签。但这种政绩项目并不反映当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急切需求，而是更多的服从自己的仕途需要，为了自己的锦绣仕途可以倾尽一城、一地之力。其次，盲目上项目所挪用的资金，使本来就使经济落后地区收入可怜的地方财政掉进了巨大的“政绩黑洞”。结果只能让明天的财政为今天的政绩工程“买单”。这一方面有可能为后任府施政造成不堪忍受的压力和财政困难（西部有些地区按目前的财政收入，已被挪用到2008年或2010年）；另一方面这些项目往往对当地经济发展形成不了真实的投资效益，对经济良性运行机制的成长没有任何积极作用，因而也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税收和财政收入新的来源。再次，是政绩工程的投入本来靠长官意志来决定，但政绩工程尤其是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持和运作，都需要不断投入巨大的费用。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相匹配，这种维持费用对当地政府来讲往往是不堪重负。所以工程很容易光鲜一阵，在某项收入庆典或政治活动结束后逐渐被冷落、废弃。再次，政绩工程往往孽生新的腐败。政绩工程通常带有“新官上任三把火”的特征。而这三把火中往往又夹带着“私伙”。政绩工程为少数人依靠“项目发财、项目致富”，提供了迅速暴富的平台。有些父母官打着“三个代表”的旗号，大搞“政绩工程”，把最好的资源；最大回报的项目；最有资金保障的工程都交给了自己的亲朋好友，自己在取得良好的“政绩记录”的同时，又共享项目发财的丰富回报，实现曲线致富的远大蓝图。最后，一步到位的超前建设不仅本质上是一种浪费而且是渎职。它实际上改善不了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不能显著提升当地人均实际收入（不是收入数据）；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地贫困群体的经济现状。许多地方干部和群众对这些自我标榜“三个代表”的政绩工程是敢怒不敢言。因为这些政绩工程的设计者和指挥者往往就是省、区领导眼中有魄力、有作为和有冲劲的好干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浮夸风又卷土重来，这是今天西部“政治文化”的特有景观。应当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和警觉。

六、  结 束 语

    西部的确是一块资源丰富和发展空间巨大的沃土。但这决不是有了资金和目标，就可期待轻易进入与理想回报的淘金之地。一般来讲，西部地区的经济模式、法治水平和文化氛围相当于九十年代初沿海地区的发展水平。企业在进入西部投资前一定要进行全面的自我审度：例如企业的发展战略究竟倚重在险中求利还是稳中求利；自己擅长于人际脉络关系还是按规则玩游戏。总之对投资的风险评估和运作机制一定要做立体的考量。一般来讲，目前西进投资企业以大、小两头最合适，或者是超大型企业，有足够大的经济当量，使当地政府不能草率行事；或者是小规模又有人脉背景，以短、平、快灵活投资为主逐步扩张的公司为宜。投资规模不大不小（5000万至两亿左右）者则建议慎重决策。最根本的还是要巧妙地把自己的项目发展与当地的利益紧紧地融合在一起，使其荣辱与共，方能最大限度降低投资风险。

                                      （笔名： 思泰克 ）